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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欧洲分社半个月,我已经能不看地图找到办公室。

日子过得很平静,白天采访,晚上改稿。

走得急了,左脚新长出的皮还是会疼。

同事见我扶着楼梯,问要不要帮忙。

我笑着摇了摇头,只是说:“新鞋有点磨脚。”

夜里梦见货架倒下,醒来摸到床头的灯,才想起有些事情已经离我很远了。

有时候改稿到深夜,同事会给我带一杯咖啡。

从前齐煊也这样。

我忙得忘了吃饭,他会把点好的外卖放在旁边,

等我敲完那段字,才催我吃两口。

有一次我连着采访两天,回家倒头就睡。

他蹲在床边,轻轻替我脱了鞋。

“沈记者,配图定哪张?”

我抬起头。

同事还在等,咖啡旁边空空的。

第二天去药店买烧伤用的药,我路过口罩架,下意识摸了摸耳后。

那半年,乔月替我挑过最软的口罩。

脸上起了疹子,她又帮我找药膏。

“再忍忍,齐煊会好的。”

有时候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那些她**我的瞬间,

会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愧疚。

傍晚,陈律师发来消息。

齐煊仍不肯签字,想当面向我道歉。

乔月也托他带话:孩子没留,是她自己的决定。

她和齐煊分开了,离开了医院,心理咨询的执业资格也已撤销。

十六岁那年,母亲逼我录完那段视频。

我在楼梯间坐了一夜。

乔月找到我,把校服外套披在我身上。

感应灯灭了,她就跺跺脚,让灯重新亮起来。

天亮时,她的手背被我攥出红印,还问我饿不饿。

后来她说想学心理学,至少以后能知道怎么帮我。

拿到录取通知那天,她跑来敲门,举着那张纸,红着眼眶看着我。

陈律师发来消息,说齐煊并***。

我提出走诉讼。

第二天,分社让我填外出采访的联络人。

我拿着表格,先想起齐煊。

以前我去哪里采访,他都要我到了发条消息。

有一次我忘了,他打给乔月,两个人轮流找我。

那时我还嫌他们小题大做。

我把笔放下,问旁边的同事:

“这次能填你的电话吗?”

她说可以,把号码念给我。

我填完,交了表。

之后几天,我照常采访、交稿。

下班路上,我常去公寓楼下的旧书店坐一会儿。

十七岁那年,我和家里吵架,也躲进过一间书店。

乔月找来,买了两杯热豆浆,隔着书架陪我坐到打烊。

她没问我发生了什么。

见我起身,只说:“走吧,我陪你回去。”

今天周五,书店关得早。

我抱着书推开门,在橱窗里看见一个人影。

她站在路灯下,怀里抱着一本旧相册。

是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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