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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客户的电话打进来时，贺维钧正准备开会。
一份必须按时提交的材料已经超过期限。
负责人把交接文件拍在桌上，厉声问：
“唐妤写得这么清楚，你为什么没处理？”
加粗的提醒就在第二页。
贺维钧盯着那行字，下颌绷紧。
电话里，客户压着怒火追问损失由谁负责，他握着手机，嗓音发涩。
“我会处理。”
这一次，他连夜补救，仍没能挽回全部损失。
情况说明送进办公室时，同事忍不住低声说：
“这份交接，已经细得不能再细了。”
门轻轻合上。
贺维钧伏在桌前，指节抵住胃部，脸色一点点发白。
有人劝他去医院，他下意识摆手。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
说完，他自己怔住了。
这是我从前忍着不舒服时最常说的话。
他从未认真听完。
而我已经在社区法律援助中心入职。
办公室陈旧，桌面留着划痕，窗边椅子的靠背有些松。
工资不高，却足够付房租和生活费。
负责人把一件家庭**交给我，让我整理后转给主办律师裴修远。
第一次接待当事人，我说错一句话，对方立刻抓住漏洞追问。
我握笔的手越来越紧，掌心的汗浸湿了纸角。
裴修远没有当众打断。等人离开，他才把记录推回来，指尖点在那句话上。
“这一句容易引起误解，重新说一遍。”
我垂眼看着记录，低声说：“我知道。”
他神色平静，语气却没有让步。
“知道不等于改了。”
我重新梳理一遍，他听完，把材料推回我面前。
“做得不够好，可以练。别因为一次失误，就认定自己没有能力。”
我的笔尖停在纸上。
贺维钧过去只会说我太慢、抓不住重点，说这样的事交给乔芮更合适。
一个月后，工资到账。我盯着短信看了许久，给自己买了一个新水杯。
下午，贺维钧找到中心，手里提着一袋胃药。
他把药递来，语气刻意放缓。
“你胃不好，留着备用。”
我没有伸手。
“我看过医生，也买了药。”
他的目光越过我，落在旧桌椅和新水杯上，眉间慢慢压出一道痕。
“这里条件不好，住处也远。我可以替你重新找房子。”
我冷淡地摇头。
“我负担得起。”
药袋在他手中轻轻晃了一下。他压低声音问：“唐妤，我只是想帮你。为什么一定要拒绝？”
我让开门口，语气平稳。
“因为我以前接受你的帮助，最后都会变成你替我做决定的理由。”
他的手骤然收紧。
我疏离地开口：“贺律师，没有别的事，请回去工作。”
他站了几秒，最终把药带走。
当晚，负责人转给他一封投诉。最后一行写着，当事人不再相信贺律师的团队能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