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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案件进入进一步处理。
医疗记录显示，腹中孩子只完成了初步筛查，后续高分辨配型并未达到周叙川对外宣称的“完全匹配”。
脐带血细胞数量是否满足移植要求，也必须等出生后才能评估。
血液科医生明确说明，小宇当时仍有其他治疗和供者检索方案。
没有任何正规医生要求我在三十四周提前剖宫产。
私人医院负责人却收取高额费用，同意以制造出来的“紧急情况”绕过我的明确拒绝。
警方还查到一份未向我展示的方案。
若脐带血无法使用，等新生儿体重和健康情况允许后，将再次评估其他造血干细胞采集方式。
姜禾把文件递给我时，问我要不要看。
我说：“看。”
我要记住每一个字。
以后如果有一天，女儿问起父亲，我因为她的眼泪而心软，就重新看一次。
周叙川的律师提出和解。
他愿意把婚房让给我，补回转走的钱，再赔偿一笔费用，希望我出具谅解。
我拒绝了。
律师又送来一封信。
前半部分都在道歉。
最后却仍写着：
“小宇从出生起就叫我舅舅，我答应过姐姐会把他当亲生儿子保护。”
“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孩子已经三十四周，多几个医生照顾，风险可以控制。”
“我以为你做母亲后，会更理解姐姐。”
我把信合上。
他答应保护外甥，所以从女儿的健康里支付代价。
他理解姐姐爱子心切，却要求我放弃一个母亲的本能。
他不是不知道风险。
他只是早已决定，风险应该由谁承担。
离婚调解那天，我怀孕三十八周。
周叙川看见我的肚子，眼圈瞬间红了。
“晚意，我已经和我姐说清楚，以后不会再让女儿参与小宇的治疗。”
“你还是不明白。”
我看着他。
“问题不是以后还采不采集。”
“是你明知道她可能会呼吸困难、感染，甚至活不下来，仍然认为只要能救小宇就值得。”
“如果再来一次，你选谁？”
他张了张嘴。
十几秒过去，没有回答。
答案已经足够清楚。
我起身要走，他突然说：
“三十四周的孩子成活率真的很高。”
整个调解室都安静了。
我回头看着他。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会死，就活该被你提前剖出来？”
他脸色惨白。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一直都是这个意思。”
我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