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慕尼黑的生活，是从一杯热可可开始的。
入职第一天，对接德方合作实验室的工程师来我们部门开会。**，三十出头，个子很高，自我介绍叫周既白，话不多，笑起来右边有个很浅的酒窝。
散会的时候，他路过我的工位，放下一杯热可可。
「你不喝美式，」他说，「下午会胃疼。」
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他挠了挠头：「猜的。**姑娘十个有八个不喝美式。」
后来我才知道，这人的「猜」，准得离谱。
我工位斜对面就是他。打印机卡纸，他永远「刚好路过」；加班到晚上九点，他「刚好顺路」；部门聚餐，德国同事端着啤酒过来挨个碰杯，他「刚好」端着热可可挡在我前面，替我挡了个干净——我从没跟他说过，我喝酒上脸，第二天会头疼。
我发烧请了一天假，门口挂了一碗粥和一盒退烧药，字条上的字笨得像小学生：「外卖，趁热。」
那碗粥熬得米粒全开了花，锅底还有一股淡淡的糊味。很难喝。我喝得一滴不剩，喝到最后一口，鼻子忽然有点酸——一个人病了这么久，原来还是怕热的。
我们部门二十多个人，他对谁都客气，但客气得很有分寸。只有对我，客气得毫无分寸。
有一次我去他工位找一份测试报告，笔没水了，顺手拉开他的抽屉。
抽屉里躺着一根发圈。
墨蓝色，很旧的款式，中间断过一次，被人用打火机燎过，又小心地接了回去。
很眼熟。我盯着它看了三秒钟，没想起来在哪见过。
身后传来一声轻咳。周既白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耳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捡的。」他说。
我逗他：「周工还有收藏这个的爱好？」
「有些捡来的东西，」他把抽屉关上，声音很低，「比买来的贵重。」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三年前那个下着暴雨的夜晚，血站的灯白晃晃的，登记台后面坐着一个戴口罩的男生，露出一双很干净的眼睛。我献完血起身要走，他忽然喊了一声：「同学，你东西掉了——」
我猛地醒了过来。
窗外，慕尼黑的雪下得正紧。我坐在黑暗里想，我那天到底掉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