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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撤回投诉。
第二天，医院暂停了我的内部系统权限，理由是我涉嫌违规批准药物转移，需要配合调查。
同一时间，沈砚川也被暂停急诊管理职务。
表面上，我们受到了同样的处理。
可他的停职通知强调“主动回避”，我的通知里却写着“存在授权风险”。
消息传开后，原本支持我的同事也开始犹豫。
有人私下提醒：“许老师，系统确认是你本人操作，这很难解释。就算后面内容被补填，你也违反了授权规范。”
我没有否认。
“我会承担轻信和违规确认的责任。但谁填写内容、谁调走药物、谁阻止药物送回，也必须查清楚。”
下午，安宁的肾功能再次恶化。
她被重新推进治疗室。
沈砚川得到消息后冲到门口，却被护士拦住。
“许老师交代，没有她的同意，您不能进入。”
他隔着玻璃看了很久。
我从治疗室出来时，他握住我的手腕。
“让我看看她。”
“你可以在探视时间进去，但不能参与治疗决定。”
“我是儿科医生。”
“你首先是一个在利益冲突中做错选择的父亲。”
他的手慢慢松开。
“知微，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从没想害安宁？”
“我相信。”
沈砚川怔住。
我平静地看着他：“你没有想害她。你只是觉得她能撑，觉得我能救，觉得我们不会真的离开。所以每一次需要有人承担风险，你都选了我们。”
他脸色一点点白下去。
“我承认药物调拨有问题。但那是因为予辰随时可能发病。他父亲临终前把孩子托付给我。”
“江临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让他骤然僵住。
我听见了。
不是谎言的杂音，而是一瞬间失控的呼吸。
三年前，江晚棠的丈夫江临在医院治疗期间死亡。
公开记录显示，他因严重感染导致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
沈砚川是他的主治医生，也是他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
江临去世后，他承担起照顾江晚棠母子的责任。
起初，我理解他的愧疚。
后来，这份照顾越来越没有边界。
他可以在安宁生日时离席，去陪江予辰做检查。
可以取消我们的家庭旅行，替江晚棠处理租房**。
甚至把原本留给安宁的重点专家号转给江予辰，只因为“安宁的病不急”。
每次我提出异议，他都会告诉我，江晚棠没有丈夫，江予辰没有父亲。
而我们拥有完整的家。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所谓的完整，是因为我一直在填补他留下的所有空缺。
沈砚川避开我的问题。
“江临的死和现在无关。”
他在撒谎。
我没有继续追问。
当天傍晚，贺谨行带来调查结果。
城南诊所的药找到了。
那支药没有被销毁，也没有用于其他患儿。
它被锁在诊所负责人的车载冷藏箱里。
对方声称，沈砚川让他暂时转移，等风头过去再送回**。
更重要的是，药物包装上的追踪码被刮掉了。
“谁刮的？”我问。
“诊所负责人不承认。他说拿到时就是这样。”
贺谨行将另一份文件递给我。
“我们还查到，这两支药的调拨时间，不是两个月前，而是四个月前。”
四个月前，公益体验营刚确定合作。
我负责**活动使用的儿童营养剂，并在第一次评估中提出了暂停意见。
因为厂家更换过一种辅料，却没有补做完整的儿童安全测试。
那份意见后来被项目组退回。
沈砚川当时告诉我，厂家已经恢复原配方，风险**。
我相信了他。
贺谨行调出医院会议纪要。
“你退出复审后，沈砚川以急诊中心负责人的身份签署了继续举办意见。”
“他知道存在风险？”
“至少知道你提出过暂停。”
会议纪要最后还附了一句说明。
若活动发生药物相关意外，由急诊中心准备专门救治预案，并确保特效药储备充足。
那时医院库存正好有三支药。
一个更可怕的可能浮出水面。
沈砚川明知公益活动存在中毒风险，仍然提前把两支药转给江予辰。
他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临时选错。
他是在几个月前，就把本该属于所有孩子的退路，提前留给了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