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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医疗伦理调查员贺谨行来到病房。
他三十多岁，问话时没有多余铺垫。
“照片最早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今天凌晨一点零七分。”
“原始邮件保留了吗？”
“已经完整导出，包括邮件头和附件信息。”
我把资料交给他，又补充了一句：“照片只能证明药出现在**，不能证明是谁送过去的。”
贺谨行看了我一眼。
“你比很多投诉人冷静。”
“我不是来发泄的。”
我望向病床上的安宁，“我要知道，她的损伤原本能不能避免。”
调查启动后，沈砚川被要求暂时回避相关病例。
医院却没有立刻停他的职。
院方给出的理由是，中毒患儿还在治疗，急诊中心需要稳定。
与此同时，一段经过剪辑的录音被放到了家长群。
录音里，我在抢救室要求启动尚未广泛使用的替代方案。后半段关于没有特效药、必须紧急救命的内容，全被删掉了。
有人质疑我拿亲生女儿试验新方案。
还有家长问，是不是因为我和丈夫争夺药物失败，才故意把事情闹大。
下午，医院宣传部门找到我。
负责人把手机放在桌上，语气客气：“许老师，**对医院和你都不利。我们建议先发布联合说明，强调药物分配符合紧急救治原则，安宁的后遗症属于中毒本身造成的风险。”
“调查还没结束，凭什么提前定性？”
“这是为了保护所有人。”
“包括沈砚川吗？”
对方没有回答。
我耳中没有杂音。
因为她没有撒谎。
她确实想保护所有人，只是这个“所有人”里，排在最末尾的是我和安宁。
我拒绝签署说明。
当晚，江晚棠主动来找我。
她没有带江予辰，一个人站在病房外，手里提着那只照片中的冷藏箱。
“药是两个月前送到我家的。”
她把箱子放下，“我一直以为是医院给予辰准备的特殊应急药。”
“谁送的？”
“沈砚川。”
江晚棠没有回避，“予辰上次发病后，他担心救护车来不及，就把药放在我家。他教过我怎么储存，还安排家庭医生定期检查。”
“昨天下午药在哪里？”
“其中一支在家里，另一支被家庭医生带去了城南诊所。”
我皱眉：“为什么不送回医院？”
她的声音低下去：“中毒发生后，沈砚川给我打过电话。他让我不要碰那两支药，也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这句话是真的。
我没有听见杂音。
江晚棠把手机录音递给我。
通话中，沈砚川的声音十分清楚。
“药物调拨手续不完整。现在送回去，只会让所有治疗决定都被质疑。予辰已经用了医院最后一支，你先保持沉默，后续我处理。”
我按下暂停。
“你为什么现在愿意拿出来？”
江晚棠双手发抖。
“因为予辰醒了。他问我，安宁妹妹为什么没有药。”
她闭了闭眼。
“我可以接受别人救我的孩子，但我不能假装不知道，那支药原本属于所有急诊患儿。”
我没有安慰她。
她的苦难是真的。
丈夫病逝，儿子常年患病，一个人撑了三年，也都是真的。
可真实的苦难不能让被占用的公共救命药变成她家的私产。
贺谨行很快赶来，对冷藏箱和手机录音进行封存。
初步检查显示，箱内药物保存状态尚可。
也就是说，如果中毒发生后及时送回，至少有一个孩子可以直接使用。
另一支药所在的城南诊所，却在调查人员抵达前关了门。
监控显示，下午三点，一名穿白大褂的男人提着保温箱离开。
调查人员追查车辆时，医院药剂科又发现了异常。
两张调拨申请上，除了沈砚川的电子签名，还有我的项目审批编号。
系统记录显示，是我同意将药物用于“高危患儿家庭应急研究”。
我从未见过这份申请。
贺谨行把打印件推到我面前。
“你的审批编号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看着那串熟悉的数字，忽然想起半年前的一件事。
那天沈砚川拿来一叠儿童药物储备**资料，让我帮忙复核。
中途他接到急诊电话，拜托我先登录内部系统，在空白审批页上完成身份确认。
他说，后续内容会由药剂科补齐。
我信了他。
“身份确认是我做的，内容不是。”
我抬头看向贺谨行，“他利用了我的授权。”
当天深夜，沈砚川终于给我打来电话。
他的声音疲惫而沙哑。
“知微，撤回投诉。药物调拨的责任我会承担，但你的审批也在里面。继续查下去，你的职业资格同样会受影响。”
我没有回答。
他停顿片刻，又放软语气。
“我是在保护你。”
熟悉的杂音穿过听筒。
这是**。
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真正想保护的，已经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