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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时衍在伦敦待了十一天。
后来的几天，他没有再来按门铃。
傅肆生说，他在酒店约见了英国这边的几个律师，大约是在处理和鹿黎孩子有关的法律文件。
鹿黎在伦敦待了两天，第三天一个人上了飞机回国。
走之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予安姐，我以为我赢了，但好像什么都没赢。”
我看了很久，没有回复。
傅时衍临走前，又来了一次。
这次不是来谈的，只是站在门口。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说：
“如果当初我……”
“没有如果。”我说，“就这样吧，傅时衍，到此为止。”
他点了一下头，然后把目光移到我身后的傅肆生身上。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没有人说话。
最后，傅时衍先转开眼。
“肆生。”他说：“对她好。”
傅肆生说：“我知道。”
傅时衍走了。
这次，应该是真的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楼道里的灯，一格一格地，跟着感应亮起来，又灭掉。
傅肆生在我身后，没说话。
秋天结束的时候，我把英国这边的第一个项目谈定了。
签完合同，对方的项目负责人握手的时候说：
“**，跟你谈事情很痛快，我喜欢。”
我笑了笑，说了个客套话。
回到车里，傅肆生帮我把公文袋放进后座问我：
“庆祝一下？”
“嗯。”我说：“去那家葡萄牙餐厅，上次没订到座位的那家。”
“好。”
街上的梧桐叶子落了一半了，铺在路面上，车轮压过去，窸窸窣窣的。
我靠在椅背上，看窗外的树。
手机震动了。
陌生号码，国内打来的。
是傅母。
“予安。”
“妈妈。”我顿了一下，还是叫了。
“你们在伦敦还好吗？”
“好。”我说：“刚签了个项目，在外面。”
她在那边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停了一下。
“**说，等过完年，你们要是愿意，就回来。”
“不愿意，你们在那边也行，家里这边随时开着门。”
“妈……”
“时衍那边，他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她说。
“不管怎样，你这孩子，我们认了二十年了，你不是傅家的媳妇，你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抓着手机，靠着车窗，窗外的梧桐叶子一片一片往下落。
“嗯。”我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腿上。
傅肆生在旁边，没问我谁打来的，只是把车速放慢了一点。
过了红灯，他说：“妈打来的？”
“嗯。”
“说了什么？”
“说家里随时开着门。”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事。”
“嗯。”我闭上眼睛：“是好事。”
年底，傅时衍和鹿黎孩子的事传回来了一些。
孩子是个男孩，提前了一点，但生下来母子平安。
傅时衍给孩子取的名字，据说是他自己想的，没有用傅家的字辈。
傅肆生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削苹果。
我听完，“嗯”了一声，继续削。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他问。
“没有，”我说：“好事，孩子平安就好。”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点头“嗯”了一声，拿过我削好的苹果，咬了一口。
日子就是这样的。
不是每件事都需要一个反应，不是每个消息都要在心里掀起什么。
有些事情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就像那一圈已经完全褪掉的青紫，现在连痕迹都找不到了。
它曾经在，后来它不在了。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