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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谢铭坐在餐桌前，喝着黑咖啡。
我走过去，拉开他面前的椅子坐下。
“周四下午，你能空出两个小时吗？”我问。
谢铭翻阅平板的手停顿了一下。
“怎么了？”
“我预约了脑部CT和眼压排查，你能陪我去吗？”
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主动要求他推掉工作，陪我去医院。
谢铭放下手里的咖啡杯，神色变得郑重起来。
他拿起手机，点开日历。
“我陪你去，检查完，带你去喝你最喜欢的那家手冲咖啡。”
周四下午一点，我穿戴整齐，把病历本和医保卡装进帆布包里，坐在客厅等他。
一点四十五分，手机屏幕准时亮起。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三秒，按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他在车里的安静，而是火车站广播的嘈杂声。
“念初，真的对不起。”
谢铭叹了口气，声音里透着被现实裹挟的无奈。
“琬琬的爸妈突然从老家过来了。”
“两位老人家千里迢迢来的，带了好多土特产，琬琬一个人拿不了。”
“我总不好直接拒绝去接站吧？”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我的反应，见我不说话，他又继续补充。
“你的体检只是常规排查对吧？”
“你一个人去可以吧？我晚点忙完这边，直接去医院接你。”
我平静地对着电话，回了一个字。
“好。”
这三年来，谢铭从未见过我的父母，每次提起他都推脱。
挂断电话后，我打车去了医院。
广播里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站起身，走进诊室。
做完一整套检查后，医生拿着片子和眼压数据，眉头紧锁。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作期，眼压太高了。”
医生语气严肃，手指重重地敲在报告单上。
“再拖下去，视神经受损，你视力会不可逆的下降，甚至失明。”
我坐在椅子上，安静地听完。
“需要怎么治？”我问。
“要住院，马上安排手术降眼压。”
医生看了我一眼，拿出一沓单子。
“去**住院手续吧，最好有家属陪同签字。”
我接过那些沉甸甸的单子。
眼睛里的胀痛感越来越强烈。
“我自己签。”我说。
走出医院大门时，已经是下午四点。
冬日的阳光惨白而刺眼，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我站在台阶上，手插在口袋里，点开了朋友圈。
宋琬在五分钟前更新了动态。
是一张在高级中餐厅里拍的圆桌合影。
宋琬坐在正中间，左边是她的父母，右边是穿着笔挺西装、笑容温和的谢铭。
四个人其乐融融，看起来就像完美的一家人。
配文是：“爸爸妈妈说，有谢铭在，他们就放心了。”
第二天我自己做手术，护士让我签字。
“你男朋友呢？”她问。
“他在陪更重要的人。”我平静地说。
护士叹了口气。
“你们年轻人吵架归吵架，但这手术，不是小事。”
我低头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如果我在手术台上出意外，打这个号码。”
我写下了程砚的电话。
手术灯亮起时，我躺在推床上。
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停在了推床旁边。
是程砚，他平时总是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有些凌乱。
手术过程不算长，但局部**退去后的疼痛让人无法安睡。
术后我发了高烧，迷迷糊糊里，我听见医生在跟人交涉，说要注意观察感染风险。
再次醒来时，病房里的遮光帘拉得严严实实。
程砚坐在病床边的折叠椅上。
他戴着眼镜，正低头看着电脑。
听见我翻身的动静，他抬起头，眼里全是熬夜后的***。
“你守了一夜？”我声音沙哑。
“嗯。”他递过来一杯温水，插着吸管。
我喝了两口水，轻声问。
“他来过吗？”
他沉默。
我笑了一下，掀开被子，拔掉手背上的针。
程砚一把按住我的手腕。
“你干什么？”
“出院。”
“医生不建议，你还在低烧。”
“我不想在这里等他了。”
我看着程砚。
“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他看着我倔强的眼神，最终妥协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好，我带你走。”
我换下病号服，收拾好自己少得可怜的东西。
一个帆布包，一件外套。
还有那张已经签过字的手术同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