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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远的判决是在第二年春天传来的。
他因伪造组织材料、破坏医疗救治秩序、造成严重后果，被判了刑。
厂里给我寄来一封正式道歉信，还有退赔款和抚恤款。
我把钱分成三份。
一份给村里修卫生室。
一份交给县里，专门帮像格桑一样得了重病却没钱出远门的孩子。
最后一份，我给自己买了两头母牦牛和一匹小马。
阿妈问我：
“卓玛，你以后怎么办？”
我望着远处的雪山，说：
“好好活。”
这三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难。
最初的日子，我总会在半夜惊醒。
好像听见格桑喊我：
“阿妈，我难受。”
我摸向身边，却只有冰冷的毡毯。
草原的春天来得晚。
冰雪化开时，格桑坟前第一朵花开了。
小小的，粉白色，在风里轻轻摇。
我蹲下身，指尖碰了碰花瓣。
“格桑，你看，你回家了。”
后来，我去了县里卫生学校学护理。
我识字，是当年陈文远教的。
可现在我不再觉得那些字属于他。
字是我自己的。
路也是我自己的。
我白天上课，晚上在宿舍煤油灯下背书。
同屋的姑娘笑我年纪大了还这么拼。
我也笑。
“我儿子用命教我，求人不如求己。”
两年后，我回到草原，在村卫生室当了赤脚医生。
孩子发烧，我会第一时间让家里人重视。
有人咳血，我会立刻联系县医院。
牧民们都说：
“卓玛变了。”
以前的卓玛，总望着京市方向等信。
现在的卓玛，骑马翻山，背着药箱走遍牧场。
我把格桑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母亲听。
不是为了让她们哭。
是为了让她们知道，孩子的命不能寄托在一个负心人的良心上。
陈文远出狱那年，已经是很多年后。
那时我三十出头，草原上的风把我的脸吹得不再年轻，却也吹走了软弱。
他来时，是秋天。
格桑花开得正盛。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背着一个破帆布包，头发白了一半。
村口的孩子们不认识他，追着问：
“你找谁？”
他说：
“我找卓玛。”
有人跑来卫生室告诉我。
“外面有个京市来的男人，说是你旧相识。”
我正在给一个孩子包扎手。
听见“京市”两个字，手也没抖一下。
包扎完，我洗了手，走出去。
陈文远站在阳光下，看见我时，眼睛一下红了。
“卓玛。”
我平静地看着他。
“你来做什么？”
他喉结滚动，声音沙哑。
“这些年，我每天都梦见格桑。”
“梦见他抓着我的裤脚，喊我阿爸。”
“我知道我罪该万死，可我还是想来看看你，看看他。”
我没有拦他。
带他去了山坡。
格桑的坟前，格桑花开成一片。
经幡被风吹得很高。
陈文远走到坟前，整个人跪了下去。
他从包里拿出一双小布鞋、一串已经干瘪的糖葫芦，还有一个木头小马。
“格桑，阿爸来看你了。”
他哭得说不成句。
“阿爸错了。”
“阿爸来晚了。”
我站在一旁，听着风声。
没有难过，也没有痛快。
只是觉得陌生。
等他哭完，我说：
“看完就走吧。”
陈文远抬起头，满脸泪痕。
“卓玛，我不走。”
“我这次来，就没打算回京市。”
“我想留在草原，给格桑守坟，也照顾你。”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
“陈文远，你总是这样。”
“你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
“你把草原当什么？把我当什么？”
他急切道：
“不是的，我是真的悔了。”
“苏曼和我离了婚，安安也不认我。厂里不要我，京市也没有我的家。”
“卓玛，只有你和格桑是我的家。”
我冷下脸。
“你没有家，不代表我就要收留你。”
“格桑死前说，我们不等阿爸了。”
“我答应他了。”
陈文远僵住。
我一字一句道：
“我不能骗我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