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笔录做了三天。傅宴沉来过一次，谁都没提阿宁。
第七天，我回工作室收拾，从抽屉最底下翻出一本旧册子。
封皮上是两个褪了色的字：它们。
从我手里走掉的每一只，都在里头占一页。
工作室重新开张那天，是个星期四。
新卷帘门是银灰色的，玻璃换了双层的，墙重新刷过一遍，白得晃眼。
我妈非要在门口放两挂鞭炮，被我拦住了。
“这是殡葬，放什么鞭炮。”
我妈把手缩回去，蹲在那儿不动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
“那你说，这行算什么。”
我说：
“算服务业。”
“服务业放两盆绿萝？”
“绿萝好养。”我说，“一个月浇两次水，死不了。”
我妈看着那两盆绿萝，看了很久。
她说：
“晚晚，你就是挑这种死不了的东西。”
我没听懂。
她说：
“你小时候养过一只蛤蟆。”
“养了三天，跑了。”
“你哭了一晚上。”
我说：
“我不记得了。”
她说：
“我记得。”
她说：
“你那时候说，以后再也不养会跑的了。”
我蹲下去，跟她一起擦玻璃。
擦到一半，我说：
“妈。”
“嗯。”
“它不跑。”
她愣了一下。
她大概是听懂了。
她没接话，只是把抹布拧干，又擦了一遍已经很干净的玻璃。
“那……那放盆花总行吧。”
于是门口多了两盆绿萝，八块钱一盆，从菜市场买的。
我妈蹲在地上擦玻璃，擦两下就回头看我一眼，欲言又止。
“妈，你想说什么就说。”
她手里的抹布停了。
“晚晚，”她说，“你真打算干这个？”
“嗯。”
“一辈子？”
“一辈子。”
她低下头，继续擦玻璃，擦着擦着，眼睛就红了。
“**走得早，”她小声说，“我就指望你找个好人家，安安稳稳的。你跟傅宴沉……多好的条件啊，你怎么就——”
“妈。”
我把抹布从她手里拿过来。
“我没跟他和好。”
“我知道，”她抹了把眼睛，“可我昨天看新闻，说他在医院门口等你一晚上……”
我没接话。
手机在这时候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的。
“**，陆小姐吗？”
“是我。”
“我姓周，我家的猫昨晚走了，我想请您……”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怕被拒绝。
“多少钱都行，我就是想让它走得干净一点。”
“您带过来吧。”我说。
“现在……现在方便吗？”
“方便。”
那只猫叫“豆包”，十七岁。
一只很老的橘猫，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尾巴上的毛掉光了。
周女士是个退休教师，六十二岁，进门的时候抱着一个纸箱，手一直在抖。
“它十七岁零三个月了，”她说，“我女儿三岁那年抱回来的。”
“我女儿今年二十。”
她把猫放在工作台上，动作很轻，像是怕把它弄醒。
“它走的时候，我在旁边。”
“它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
我戴上手套，开始做清洁。
先梳毛，再擦拭，再用棉纸把身体裹好，放进铺着绒布的托盘里。
周女士站在旁边看，一直没说话。
做到一半，她忽然开口：
“陆小姐。”
“嗯。”
“你说，它最后看我那一眼，是什么意思？”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是嫌我没照顾好它吗。”
“它最后那半年，我一直给它喂最便宜的猫粮，因为我退休金就那么点。”
“我老是想，我要是早点带它去看病，它是不是能多活两年。”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了。
我抬起头看她。
“周女士。”
“您摸摸它的爪子。”
她愣了一下，伸手，轻轻碰了碰猫的前爪。
“凉的吧？”
“……凉。”
“猫临死的时候，血会往内脏走，四肢最先凉。”我说，“它最后那半年，哪怕您喂的是最便宜的猫粮，它的爪子也是凉的。”
“因为那是它该走的时候了。”
“不是您喂得不好。”
周女士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她捂着脸，蹲在地上，哭得肩膀一抖一抖。
我蹲下去，递了张纸巾给她。
“它最后看您那一眼，”我说，“是在说谢谢。”
“猫不会说话，但它们走之前，一定会看主人一眼。”
“那一眼的意思是——我这辈子挺好的。”
周女士哭得更凶了。
但这一次，她一边哭一边点头。
送走周女士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她付了三千八。
我本来想退她一千，她死活不肯。
“您该收的，”她说，“您让我心里那口气，顺过来了。”
她说完这句，抱着那个盒子，站在门口又回头。
她说：
“陆小姐。”
“您说。”
“我能问您一件事吗。”
我说您问。
她说：
“您这儿，以后还开吗。”
我说：
“开。”
她说：
“开多久。”
我想了想。
我说：
“开到我这儿排不上号为止。”
她笑了。
她说：
“那我给您介绍客人。”
我说：
“您别介绍。”
“为什么。”
“因为您介绍一个，我这儿就得死一个。”我说，“我不想您认识的人，一个一个来。”
她站在那儿，眼睛又红了。
她说：
“你这孩子。”
她说：
“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
我说：
“干我们这行的，说话都不中听。”
我说：
“好听的话，留给活人说。”
我把钱收了，给她开了一张收据，又写了一张卡片塞进骨灰盒的夹层：
豆包，2008年冬—2027年夏。
它这一辈子，被爱得很好。
关门之后，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张收据存根，坐了很久。
三千八。
我干这行六年，接过最贵的一单是十二万，最便宜的一单是两百。
但这是第一次，我被人说“心里那口气顺过来了”。
我拿出手机，给我弟转了三千五。
剩下的三百，我留着交电费。
转完账，我盯着屏幕上的“转账成功”四个字，忽然觉得很踏实。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双手，干干净净地挣到钱。
我把那张收据存根夹进《它们》的第一页。
年糕那一页的后面。
我用铅笔，在收据背面写了一行字：
第一次。三千八。
豆包，橘，十七岁零三个月。
它的主人说：谢谢。
写完我看着那三行，看了很久。
我以前也记账。
那时候我记的是：欠多少，还了多少，还差多少。
那条账我从十七岁记到二十七岁，记了十年。
十年里我没有一次觉得踏实过。
因为那条账，是往下走的。
今天这一笔，是往上的。
我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眼转账记录。
三千五。
我弟那个账号，是我帮他开的。
他十五岁，今年高一。
他下个学期的学费是四千二。
还差七百。
我把那三百块电费的钱，也转过去了。
转完，我看了一眼电表。
还有十九度。
够用到月底。
我坐在那儿，忽然想起我妈说的一句话。
她说：晚晚，你就是挑这种死不了的东西。
我那时候以为是说我挑狗。
现在我知道了。
她说的是我自己。
然后手机就响了。
是医院。
“请问是陆星家属吗？”
“是我。”
“您弟弟突然晕倒了，现在在市一院急诊，请您马上过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