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祖庙的门槛很高,高到跨过去的时候需要抬一下腿。小时候爷爷总说,门槛是挡住脏东西的,不能踩,要跨。
我跨过门槛的时候,低头又看了一眼那行日文。
“契约无效”四个字刻得很深,指甲嵌进木头里的痕迹是新的,大概就是这一两天的事。谁刻的?为什么要刻?我不知道。但“契约”两个字让我想到赵铁柱在车上说的话——守庙人和神明之间的契约。
如果契约无效,意味着什么?
庙里很暗。正殿只亮着一盏长明灯,灯芯草泡在油里,火光小小的,在黑暗里跳。神像在南极古庙的正中央端坐着,红面长髯,头戴冕旒,身穿龙袍。那是南极大帝。小时候我跪在这尊神像前磕过头,但那是被爷爷按着脑袋磕的。我对这尊神像的感情跟对墙角的石头差不多——无感。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站在神像前,感觉自己胸口有什么东西在跳。不是心脏。是那块木头令牌。它在跳,像另一颗心。
“跪下。”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不是老林伯。是一个女人。
我转头。大姑站在偏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她的头发白了一半,脸却不算老,五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碎花短袖,脚上趿着拖鞋。她身后是灵堂——白布、蜡烛、香炉。爷爷的遗像挂在正中央,照片里他还在笑。
“先拜阿公。”大姑说。
我走过去,在爷爷的灵前跪下。**是旧的,上面有膝盖磨出来的凹痕。爷爷在这**上跪了多少年?我点燃三炷香,拜了三拜,把香**香炉里。香烟袅袅地升起来,在爷爷的遗像前盘旋。
我看着遗像里老人的笑脸,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他抱着我在庙门口数灯笼。一盏红的,一盏黄的,一共八盏。他说“八盏灯,八方神明看着咱”。后来每年正月营老爷,他都会把我架在肩膀上,让我看英歌舞的队伍从庙前经过。锣鼓声震得耳朵疼,但爷爷从来不带耳塞,他说那鼓声能震走一年的晦气。
那些记忆很久远了,久远到我以为自己已经忘了。但在这一刻,跪在爷爷灵前的时候,那些画面忽然全都涌了出来。我低下头,不让别人看到我的表情。烟雾缭绕中,我好像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话。很轻,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孙啊,返来了。”
我猛地抬头。烟雾散开了,什么也没有。遗像里的爷爷还在笑。大姑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你姐在里屋,”她说,“去吧。”
姐姐的房间在庙后面的偏院里。十年前我离开的时候,她就住那间。十年后,她还是住那间。门没关,灯亮着,我站在门口,看到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什么东西。
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我。陈望溪,我姐。比我大三岁,个子不高,瘦瘦的,短发刚好到肩膀。她的眼睛很好看,但总是冷的,看人的时候像在打量对手。现在这双眼睛有点红,但已经干了,该哭的大概已经哭过了。
“来了。”她说。
“嗯。”
“坐。”
房间里只有一张椅子,上面堆满了杂物。我坐在床的另一头,跟她隔着一段距离。
“爷爷走的时候——”她开口,声音平稳,“——很安静。傍晚还吃了半碗糜,说想喝工夫茶。大姑去泡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靠在椅上走了。脸上带着笑。”
“那就好。”
“嗯。那就好。”
沉默。
姐姐不是一个擅长说话的人,我也不是。小时候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各看各的书,各发各的呆。但那种沉默是舒服的,像冬天窝在被子里,不觉得冷。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沉默里有东西隔着。
“你在电话里说‘先别告诉他’,”我决定直接问,“是跟谁说的?不让告诉我什么?”
姐姐的手指动了一下。她手里攥着的东西露出一个角——是一枚铜钱,很旧了,边缘磨得发亮。
“你都听到了?”
“听到了。”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铜钱收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祖庙的后院,老榕树的影子盖住了半个院子。
“很多事,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我不能说。但你自己会知道的。爷爷给你留了东西,明天你自己去看。现在先去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她知道。她知道很多事情,但她在等我自己去发现。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我知道她的脾气——她不想说的话,你拿撬棍也撬不出来。
我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叫住我。
“望安。”
“嗯?”
“你那两个朋友。东北那个,和湘西那个。老林伯说让他们住下。”
我愣了一下。老林伯才见了赵铁柱和顾小桑一眼,就让他们住下?
“为什么?”
“不知道。但老林伯说的话,这里没人会反对。对了,以后——别跟任何人说你是守庙人的儿子。”
“为什么?”
“因为上一个这么说的,是**。”
她转过身去,意思是谈话结束。
我退出房间,走到偏院里。榕树的气根在夜风里晃来晃去。正殿那边,有人在敲木鱼。笃,笃,笃,三长两短,很有规律。不是大姑,大姑还在灵堂烧纸。那就是老林伯。我看了一眼正殿的方向。殿门开着,长明灯的光映在神像脸上,南极大帝端坐着,俯视着空无一人的大殿。
但有人跪在神像前。是老林伯。他跪的**和爷爷跪的是同一个。他没有敲木鱼。木鱼是自己在想。笃,笃,笃。
老林伯跪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香炉里的香烧到了尽头,最后一点火星在黑暗里闪了一下,灭了。
然后我看到了——南极大帝的眼睛。神像是泥塑的,眼眶里嵌着两颗玻璃珠。但现在那两颗玻璃珠在发光。暗红色的光,跟我背包上那块令牌在广州南站发出的光一模一样。
老林伯站起来,往门口走。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没有看我,只是说了一句:“明天早起。你阿公给你留的东西,在神像后面。”
然后他走了,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回到灵堂。大姑还在烧纸。铁盆里的纸钱烧成灰,灰被热气托起来,在空中飘,像一群黑色的蝴蝶。赵铁柱和顾小桑被安排在西厢的客房里,一个在打呼噜,一个大概在打坐。
我在灵堂的角落里找了个地方坐下,靠着墙,看着爷爷的遗像。香火明明灭灭,爷爷的笑容也跟着明明灭灭。
我的手机又亮了。
还是爷爷的电话号码。
这次我没有害怕。我接起来,放到耳边。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很轻很轻的呼吸,像有人贴着话筒在听。
“你是谁?”
没有回答。
然后电话断了。
通话记录上又多了这一条来电。我看了一眼时间——晚上十一点四十九分。这个时间点,在潮汕的民间传说里有个说法。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是子时。子时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候。
据说,老人走后的第一个子时,会回来。
我看着爷爷的遗像。他的笑容还在,但我觉得那笑容变了。不是亲切的笑,更像是一种——提醒的笑。
“回厝了。”遗像里的爷爷好像在说。
我闭上眼睛,感觉到胸口的令牌又跳了一下。
这一次,它没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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