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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
这三年里，陆行川彻底退出了公众的视野。
他不再发表任何关于儿童心理的**，也辞去了所有带光环的公开职务。
他保留了原本的专业能力，却只在幕后做一些无偿的儿童急性病自救科普。
每年的中秋夜，他都会去医院的儿童呼吸科。
不打扰任何人，只是安静地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一整晚。
看着那些焦急的父母抱着咳嗽的孩子冲进诊室，听着医生耐心地嘱咐，他会一遍遍在心里默念。
“当孩子说没事的时候，更要认真听。”
这是他用女儿的生命，换来的最惨痛的教训。
他没有停止过往我的账户里汇款。
除了离婚协议规定的补偿，还有他每年收入的大半。
但他从未试图通过律师打听我的下落，也从未发过一条打扰的短信。
团团曾经就读的小学，如今在校医室最显眼的位置，增设了急性哮喘药箱和紧急求助流程。
陆行川知道，这些都不是救赎。
他只是在替那个已经不在的小姑娘，把当初被他忽视的漏洞，一个个补上。
而我，带着团团的骨灰，来到了这座东南沿海的小城。
这里有咸湿的海风，和终年温暖的阳光。
我开了一家小小的烘焙店，生活过得平静而规律。
我仍然把自己视作一个母亲。
每个月，我都会去当地的儿童医院参加志愿者活动。
在家长交流会上，我会告诉那些刚刚确诊哮喘的年轻父母。
“害怕不是软弱，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先求助。”
“任何的教育和懂事，都不能排在生命前面。”
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医院的报告厅里正在举办一场“儿童急性病家庭自救”的公益讲座。
我站在***，分享着自己的经验。
讲座结束后，家长们陆续散去。
我整理着桌上的资料，突然感觉到有一道视线，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我抬起头，看向报告厅的最后一排。
那里的阴影中，站着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男人。
三年的时间，让陆行川显得沉静了许多。
原本挺拔的脊背微微有些佝偻，鬓角也隐约有了白发。
没有贸然打扰我，也没有通过私人渠道去调查我的住址。
他只是在科普项目的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便独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这里。
我抱起桌上的资料，缓缓朝门口走去。
陆行川一直远远地跟着我，保持着十步的距离。
直到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他。
他才终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走了过来。
“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