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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江时彦买的快递到了。
我拆开纸箱，里面是一只相机镜头。
“白玛的镜头坏了，当地不好买，我给她寄一只。”
他将纸箱推到我面前。
“你帮我垫点东西，别摔坏了。”
我问：“多少钱买的？”
江时彦语气随意：“也就七千多，不贵。”
七千多。
不贵。
可是在**的最后一天，我们经过一家银饰店。
我看中了一条九百多的银手链。
试戴时，江时彦只扫了一眼价签。
“旅游区的东西都是交智商税。”
“余笙，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荣了？”
我脸上一热，默默将手链摘了下来。
白玛站在旁边，大概看出了我的难堪，还主动替我解释：“这个是手工做的，价格不算贵。她戴着也很好看。”
江时彦却笑了一声。
“她就是容易冲动消费。”
我最终什么也没有买。
走出银饰店不到十分钟，白玛的镜头忽然卡住。
她说回去修一下还能用，江时彦却追问了好几遍型号和故障。
白玛没有放在心上，他却记住了。
他抽走我用来装三周年相册的棉纸，垫在镜头下面。
那本深蓝色相册，是我准备了两个月的三周年礼物。
扉页上，我亲手写了一句话：
**年，也请陆先生多多关照。
从**回来三天，江时彦一次也没有翻开过。
“只寄镜头是不是太生硬？”
他一边封箱一边问我：“白玛喜欢吃甜的，你下午帮我买几盒你爱吃的巧克力。”
第三十五次。
我一字一顿：“我不喜欢巧克力。”
江时彦愣住。
“你每次买回来的巧克力，都是你自己吃的。”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
他很快皱起眉。
“不就是记错了吗？至于这么较真？”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有些事情不是记错。
是不在意。
我也没有告诉他，从**回来的那天，我说自己还在低烧，想让他陪我去医院。
他随口答应，第二天却照常出门。
我一个人挂号、抽血，在输液室里坐到天黑。
护士问我家属在哪里，我看着旁边的空座，只能说他工作忙。
后来我在镜头盒里看见了付款小票。
时间是下午三点十七分。
那时护士刚刚替我扎上输液针，我还在给江时彦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到。
那条消息，直到深夜也没有等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