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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的冬天很长，长到让人觉得有些日子永远过不完。
我安顿好我妈，一头扎进工作里，从项目总监做到区域负责人，再做到整个北欧市场的总**。
第二年的时候，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他是我合作方的法律顾问，温厚、耐心，会在每个下雨天提醒我带伞。
我们从工作伙伴变成朋友，再从朋友变成家人。
收到律师寄来的离婚证那天，我正在开季度会议。
拆开信封，看着那张薄薄的纸，心里竟然没什么感觉。
那些曾经锥心刺骨的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淡了。
后来我听说，唐静的事被公司知道了，工作没保住，辗转去了***。
周予安因为**压力事业一落千丈，公司以“个人作风问题”为由把他开了。
他试图东山再起，却再也没人愿意跟他合作。
至于他们有没有在一起，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了。
回国那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丈夫是北欧人，中文说得磕磕绊绊，却坚持用中文跟我说话。
那天我们路过海城一条老巷子，等红灯时，我看见路边有个发**的人。
他瘸了一条腿，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外套，佝偻着腰把**往路人手里塞。
**被风吹了一地，他弯腰去捡，动作吃力而笨拙。
我认出了那张脸。
那是周予安。
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岁月和报应把他磨成了另一个模样，陌生到让人几乎不敢相信。
丈夫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认识？”
我收回视线，笑了笑：“不认识。绿灯了，走吧。
车子缓缓驶过那条巷子。后视镜里，那个佝偻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人海里。
我没有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