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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晚星木器厂扩建了新厂房。

原来的小院没有拆。

我把它改成培训工房,在门口挂了一块亲手刨平的木牌:

招收女学徒。

木牌挂出去的第一天,便来了十几个姑娘。

有人不识字,有人从没碰过刨子,还有人被家里追到厂门口,骂她不赶紧嫁人,偏要学男人干的活。

我没有同那些人争吵,只在每个工作台前放了一把尺、一根铅笔和一块练手的木料。

“愿意学的留下。”

“木头不认男女,只认尺寸。”

女学徒留下的第一年,并不轻松。

有人磨破手掌,有人连续三天做坏同一个榫头,还有人被家里断了口粮,饿着肚子来上工。

我在厂里添了一口大锅,中午统一管饭。

每个学徒完成第一件合格作品,便按件另发工钱。

半年后,最早进厂的刘嫂已经能独立带人。

春梅做出的细榫比不少老师傅还严密,她画的折叠椅图纸也被厂里正式采用。

那个为了逃彩礼跑来的小姑娘,拿到第一个月工钱时,躲在木料堆后哭了很久。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知道,原来不靠嫁人,也能凭自己的手吃饭。

后来她把工资送回家,只说了一句:

“这是我挣的,不是彩礼。”

从那以后,再没人来厂里拖她回去。

厂里的订单逐渐排到了外县。

我不再只做折叠桌,又带着工人改出了折叠椅、书桌和能收进墙边的小木床。

每件家具出厂前,都要在桌底烙上晚星的厂名。

有人劝我把价格抬高,说现在全县都认这个牌子。

我没有答应。

该挣的钱可以挣,不该省的木料不能省。

一个厂子的招牌,不是靠卖得贵,而是靠卖出去的东西,多年以后仍站得稳。

我和老周也在那年领了证。

婚礼没有大操大办,只在厂院里摆了几桌。

桌椅板凳都是我亲手打的,工人们下班后挂了几串红纸花,便算布置好了新房。

女学徒们用练手剩下的木片拼成一个喜字,挂在工房门上。

喜字不算齐整,边角还有几处刨痕,我却觉得比买来的红绸更好看。

老周没有买金戒指,只送了我一副厚实的新手套。

“旧的磨破了。”

他替我把手套放进工具箱,笑着说:

“你放心做,家里有我。”

年底,省里的传统手工艺展传来消息。

我的榫卯折叠桌拿了银奖,县里也给晚星挂上“传统手工艺示范厂”的牌子。

授牌之后,厂里接到第一笔省外订单。

我没有急着扩产,而是让所有师傅重新做了一遍承重样品。

牌子挂得越高,桌腿便越不能晃。

后来那批桌子被送进外地学校。

照片寄回来时,桌边坐着一排低头写字的孩子。

授牌那天,有人问我,当初被退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我看着手上被木刺扎过、被刨刃磨出茧子的地方,摇了摇头。

“那时候没想过要证明给谁看。”

“只觉得木料已经到了手里,就该把它刨平,不能糟蹋。”

从前陈建军说,我这辈子只配当个木匠媳妇。

后来我才明白,错的从来不是木匠,也不是媳妇。

是他那句“只配”。

傍晚,女学徒们收拾好工作台。

老周端着热汤站在工房门口,喊我回家吃饭。

我应了一声,却没有立刻停手。

最后一寸桌边还没刨平。

我握住刨柄向前一推。

薄薄的木屑顺着刨口卷起来,在夕阳里开成一朵金色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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