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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独立负责一个小项目时,已经是第二年春天。

不是主讲全场,也没有一夜成名。

负责人把检测工作交给我,要求两周内给出初步方案。

我做了十天,第十一天发现自己对一处磨损的判断可能有误。

那天晚上,我坐在工作台前,反复看显微照片。

过去我最怕这种时候。

一旦出错,我会先想怎么证明自己并非不认真,而不是先处理问题。

直到林叙敲门,问我是不是准备住在这里。

我把记录递给他。

“这项得重做。”

他看过,点了点头。

“那就告诉负责人。”

“会影响进度。”

“所以更要现在告诉。”

第二天,我带着新方案去汇报。

负责人问了几个问题,重新安排了检测时间。

没有人说我不配做这份工作。

也没有人翻出我过去的错误,证明我一直不够好。

报告通过时,我在楼下买了一小束花。

回到公寓,**玻璃瓶。

手机里,父亲发来语音。

他说家里的挂钟不走了,问我是不是电池没装好。

我打开视频,教他检查接触片。

母亲在旁边笑他:“早说买新的,你非要修。”

父亲小声道:“她以前修的,扔什么。”

我握着手机,突然想起自己离开前,他一直没说出口的那些话。

视频结束前,他叫住我。

“恬恬,爸有件事得说。”

我看着屏幕。

“以前你说不高兴,我总劝你别计较。我以为两个人过日子,忍一忍就好了。”

他搓了搓手。

“后来你走了,我才发现,我没有问过你忍得难不难。”

母亲没有插话。

我也没有立刻说没关系。

因为那时确实很难。

我曾那么希望有人站在我这边,不先衡量婚礼,不先考虑旁人。

父亲低声说:“是爸不对。”

过了一会儿,我点头。

“我听见了。”

他眼睛红了,却没有催我原谅。

那天晚上,我打开贺铭之前发来的邮件。

其中有一封标题很短。

关于你说过的迟到。

附件是一些旧聊天记录。

他把标准时间、约定地点和自己的回复列在一起。

最后写着:

不是表的问题。我明知道你没有迟到,仍然要求你先道歉。

我看了很久。

不是感动。

只是四年里反复被否认的那些时刻,终于得到了一个迟来的确认。

我没有想象中的痛快。

我甚至有些疲惫。

承认一件本来就存在的事实,原来可以拖这么久。

我回复了他来到伦敦后的第一封邮件。

收到。

请不要再寄送礼物,也不要通过父母和同事联系我。

发送后,我删除了他寄来的包裹取件通知。

第二天照常去工作。

那只被重新检测的计时器,终于给出了稳定的数据。

我把结果填进记录表,签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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