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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独立负责一个小项目时,已经是第二年春天。
不是主讲全场,也没有一夜成名。
负责人把检测工作交给我,要求两周内给出初步方案。
我做了十天,第十一天发现自己对一处磨损的判断可能有误。
那天晚上,我坐在工作台前,反复看显微照片。
过去我最怕这种时候。
一旦出错,我会先想怎么证明自己并非不认真,而不是先处理问题。
直到林叙敲门,问我是不是准备住在这里。
我把记录递给他。
“这项得重做。”
他看过,点了点头。
“那就告诉负责人。”
“会影响进度。”
“所以更要现在告诉。”
第二天,我带着新方案去汇报。
负责人问了几个问题,重新安排了检测时间。
没有人说我不配做这份工作。
也没有人翻出我过去的错误,证明我一直不够好。
报告通过时,我在楼下买了一小束花。
回到公寓,**玻璃瓶。
手机里,父亲发来语音。
他说家里的挂钟不走了,问我是不是电池没装好。
我打开视频,教他检查接触片。
母亲在旁边笑他:“早说买新的,你非要修。”
父亲小声道:“她以前修的,扔什么。”
我握着手机,突然想起自己离开前,他一直没说出口的那些话。
视频结束前,他叫住我。
“恬恬,爸有件事得说。”
我看着屏幕。
“以前你说不高兴,我总劝你别计较。我以为两个人过日子,忍一忍就好了。”
他搓了搓手。
“后来你走了,我才发现,我没有问过你忍得难不难。”
母亲没有插话。
我也没有立刻说没关系。
因为那时确实很难。
我曾那么希望有人站在我这边,不先衡量婚礼,不先考虑旁人。
父亲低声说:“是爸不对。”
过了一会儿,我点头。
“我听见了。”
他眼睛红了,却没有催我原谅。
那天晚上,我打开贺铭之前发来的邮件。
其中有一封标题很短。
关于你说过的迟到。
附件是一些旧聊天记录。
他把标准时间、约定地点和自己的回复列在一起。
最后写着:
不是表的问题。我明知道你没有迟到,仍然要求你先道歉。
我看了很久。
不是感动。
只是四年里反复被否认的那些时刻,终于得到了一个迟来的确认。
我没有想象中的痛快。
我甚至有些疲惫。
承认一件本来就存在的事实,原来可以拖这么久。
我回复了他来到伦敦后的第一封邮件。
收到。
请不要再寄送礼物,也不要通过父母和同事联系我。
发送后,我删除了他寄来的包裹取件通知。
第二天照常去工作。
那只被重新检测的计时器,终于给出了稳定的数据。
我把结果填进记录表,签下自己的名字。